●陶彩英 尤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当父亲交完九毛五的学费后，就把六岁的我交到了他手里，他也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我们的教室是由村里供奉祖师爷的一座大殿改造而成，飞檐翘角，灰砖朱门，铜扣铁锁，里面容纳七八十个学生绰绰有余。教室木质的门槛很高，矮小的我须得高抬腿、大步地往里跨才能进入教室，进去了还有点儿站不稳，经常被别人嘲笑。最年长的同学比我大5岁，留了好几级，很不好惹的样子。学校里都是严厉的男老师，不敢看他们的脸，光听声音都叫人心里打寒战。就这样，我的学生生涯开始了，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每走一步心中都充斥着惶恐不安。 尤老师是村里唯一受过专业培训的公办老师。他既教一年级的语文又教高年级的数学。受惶恐心理的影响，我坐在教室里经常思想抛锚，偶尔收心仔细听，那些拼音也丝毫听不懂。而年岁大的同学，将那些拼音读得朗朗上口，甚至连课本上的字都认识，流利地读着：“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那神情好像他们真的借着学会的“知识”，坐到那“小小的船上”，让我羡慕得无法用言语形容。 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尤老师上课经常提问我，或者让我到黑板上写拼音或汉字，我没有一次能回答上。他并不像其他男老师那样声严色厉，他很和蔼，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包容。渐渐地，我接受了自己什么也不会这个事实，想着和年长的同学一样，留级再留级，几年后仍学一年级的课程。 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有一天放学，读二年级的三姐在家写作业，她说“奶”字的拼音不好拼，字也难写，尤其是右边的“横折横折钩”怎么也勾不到位，大姐就教她。我在一旁却不声不响很快学会了，拿树枝在地上一笔写成，大姐夸我拼音和字都写得非常标准。这大概是我上一年级以来，唯一完整地学会的一个知识点吧。很凑巧，第二天上课，尤老师叫同学到黑板上写“奶奶”两个字，还要标注拼音，好几个同学都写不出来，或写不完整。他把目光投向我时，我两眼放光，他就叫我上去写。我的手有点儿抖，我竟然把“奶奶”两个字和拼音，工工整整地写了上去！ 尤老师当着全班七八十个同学的面，夸我小小年龄聪明沉稳，上课听讲认真，会听关键点，拼音学得好，识字识得快，总之夸了一箩筐。我把这一箩筐的夸奖统统接受了，就这样，所有老师的课，我忽然间神奇地全都听懂了。 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听课认真，计算能力强，所有的应用题我念一遍做题思路就很清晰了，不等下课作业就写完了。数学老师在校园里见到我，不再是声严色厉的模样，一学期结束还在评语上写了“天资聪明”四个字。只有我知道，“天资聪明”的背后我付出的努力，我上课一字不落地认真听课，遇到不懂的地方，即便在放学的路上，踢着石子我也要想出个所以然。 直到参加工作，需要写稿件时，我才发现自己前后鼻音不分，很多字的读音不准，声调也不准，才知道我的拼音不仅是没学好，而是学得相当差，才知道尤老师当年“骗”了我！尤老师及时地发现了一个孩子偶然间燃起的上进的、求知的欲望，用他师者的身份，及时地引导、激发，为她以后的人生开启了明灯。 我想，我的启蒙老师尤老师，他在秉承中华传统文化“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点上，当之无愧，与我而言，则是“恩师”，也难怪尤老师的很多学生及学生家长，很多年后依然深深地敬仰他。 今年8月份我回老家了。已近耄耋之年、靠轮椅行走的父亲，要我驾车拉他到附近的山山水水转转。我欣然同意，开着大姐夫的越野车，在蜿蜒的山路间漫游。山花烂漫处，芳草萋萋地，父亲的眼中有了光亮，我依稀看到了他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我们行至一个岔路口时，父亲忽然让停下，说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到尽头，就是尤老师家。尤老师已经82岁了，还活着，问我愿不愿意去探望一下。 怎能不愿意？细数一下，已经40多年不见尤老师了。我二年级的时候，他就被调离了教了十来年书的村子，现在，我甚至不记得他的样貌了。 “我花了九毛五把你交到他手里，是他把你教好的。”父亲淡淡地说，仿佛过往的细枝末节，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路很难走，山里的树枝时不时地把车门剐蹭得啪啪响，车行缓慢，但我终于寻到了大山深处尤老师的家。院子里的杏子正好成熟了，黄橙橙地藏在绿叶间，喜鹊喳喳地叫着。尤老师安详地坐在炕头，他的行动已经不便。他老伴儿在煮玉米，清风吹起绣着鸳鸯的布帘，好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啊！尤老师根本不记得我，也没有一丝丝我上学时的记忆，我在样貌上也根本认不得尤老师，但他和父亲彼此认得。 “我耳朵里听说的你，还是村子里孩子们眼中最好的尤老师。没有变，一点儿没有变，这不，孩子专程来看你啦。”“你还是村子里第一个学会瓦工技术活儿、修桥建房烧砖窑的大匠人哟。” 两个年龄相仿的老人，在这样的时刻偶遇，激动万分。我认认真真地打量着尤老师，把他的音容笑貌记在心里，把他的声音记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的恩师，山路尽头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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