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玉瑾
听说最近军大衣“翻红”，我想起了姥爷。
我记事时起，就是在姥爷的军大衣里长大的。那时候妈妈还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姥姥姥爷住在邻村。
那个年代的生活条件无法和现在相比。我爸爸常年外出打工。为了让妈妈安心教学，每天早上天不亮，姥爷就来到我家接我，把我牢牢地抱在怀里，用他身上穿的军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把我带到姥姥家让姥姥照顾我。天黑时，孩子们都放了学，妈妈下班的时候，姥爷再用军大衣裹着我把我送回我自己的家。于是，带着姥爷独特味道和温度的军大衣，成了我记忆中的安全港湾。
稍大一点儿，有一次，姥爷带着我和一群小伙伴玩耍，偶然发现姥爷的腿上有疤，小伙伴们一起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打仗时让子弹蹭的。不谙世事的我们哄然一笑，觉得战争离我们那么遥远，我姥爷一定是在吹牛。
直到上学后，学到了历史知识，慢慢理解村里人对姥爷的敬重，才知道我姥爷的确打过仗，他腿上的疤真的是让子弹蹭的。于是，很小我就有了自豪感，我的姥爷曾是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战士！
我和小伙伴们缠着我姥爷多讲讲打仗的事，可姥爷并不愿意多说他自己，姥爷认为在战场上牺牲的志愿军战士更应该被记住。他说我们赶上了和平的好时代，现在的生活多幸福！
后来，姥爷去世了，我泪眼婆娑，缠着姥姥讲姥爷的故事。从姥姥断断续续的记忆和描述中，我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儿姥爷的故事。在异国他乡的阵地上，物资匮乏，和着雪干吞炒面已经算是最好的补给。夜间为防敌人偷袭，战士们轮流值班，有的地方没有战壕，他们甚至只能拿敌人或者战友的尸体当掩护……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讨论年代剧中哪个电视电影里的战斗情节时，姥爷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是真有这样容易打的仗就好了……”
姥爷出生于1927年，二十刚出头时就参加过几场大大小小的战役。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时，姥爷是第一批战士，离家三年没有音讯，连姥姥都以为他已经遭遇不测的时候，姥爷活着回来了。后来部队转业，当时身为排长的姥爷已经被安排进城进工厂，可姥爷说不能占国家便宜，和姥姥一起回到了农村。
那时，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姥爷的档案在跨区域转接时造成遗漏，原本该享受的待遇一直没有落实下来。很多人劝姥爷去反映一下自己情况，可姥爷却说自己有手有脚自己还能干，不给国家添麻烦。直到2000年前后，省里普查老兵时，才把姥爷的情况排查清楚。
后来，姥爷当了村支书，带着村民们搞生产。
记忆中的姥爷，军大衣是他冬季的标配，即便后来儿孙们给他买了羽绒服他也不穿。也许是时代不同了，又或许是隔代亲，姥爷年轻时对家人严苛，对我们小辈却格外和蔼可亲，村里的小伙伴们对他都是又怕又敬。只要他在村里喊一嗓子，能把在街上跟父母撒泼打滚要东西的娃娃镇住，立马变得乖巧。他似乎会变戏法，总能从军大衣的口袋中掏出小糖果儿、山楂片，把吓傻的小伙伴哄得一边擦鼻涕眼泪一边连忙接过姥爷给的小零食，张开嘴吃起来……
再后来，我们长大，天南海北，为了生活各自奔波，姥爷似乎被遗忘在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山村里。党和国家始终没有忘记那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老兵，在收集他们的英勇故事，这使得我们又想起了姥爷……
从艰苦岁月走到安稳年代，军大衣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件保暖的衣物，还是一个充满故事和回忆的老物件儿，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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