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原种一棵梧桐树 ●卓星彤 没有海岸线的故乡 爷爷去世后，我便被送去了山东。我在莱西市实验中学读了三年初中。 莱西市是青岛地区仅有的两个不临海的区域之一，还有一个是平度市。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莱西既无山可依，又无水可恃，经济发展较青岛其他地区相对滞后。但莱西市实验中学是青岛地区有名的重点高中，高考放榜之日，也是莱西人扬眉吐气之时。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莱西人的这种对抗自卑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比如，当我妈在公开场合拿我和别人家小孩做对比时，我会以回家看书为借口匆匆逃离。毕业季，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我也会用“我要继续读书考研”借此躲避。读书是我最后一块遮羞布，挫败感常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除了读书，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莱西留给我最深的记忆，除了老师手里细长的教鞭，便是那座书城。在新疆我也见过教鞭，它顶天落在课本或板书上，而在莱西，教鞭却落在了我的掌心和屁股上。疼痛是留存记忆最好的方式，无论是瞬时记忆还是长期记忆。 读书者的理想国 在我去莱西之前，我一直以为卖书的地方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新华书店”。当好友告诉我带我去书城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在我短浅的认知里，只有卖衣服鞋帽的地方才能被称作“城”，比如“服装城”“鞋城”。 书城坐落于城市新区，不远处就是莱西市政府大楼和市政广场，旁边是莱西当年最大的超市——利群超市。一条横贯东西的马路将莱西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串了起来，也将老城和新城以南北方向分割开来。马路两旁栽种着法国梧桐，都是些新移植的树苗，枝叶并不茂盛，夏季甚至都找不到一块遮阴的地方，但它们必须努力生长以适应新的环境。 书城之所以叫“书城”，或许是因为它同“服装城”“鞋城”一样，逛的人多，买的人少。每逢周末，男女老少带着马扎来免费阅读，去晚了想看的书就会被抢走。后来，我读大学，每到期末考试去图书馆占座位，总会想起去书城抢书的经历。而书城同图书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永远能跟上潮流，新书区总是能找到最新的小说和杂志。 郭敬明的书是我在书城看得最多的书。后来，我又读了安妮宝贝、七堇年、韩寒、岩井俊二、村上春树、东野圭吾……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郭敬明逐渐去媚，但是村上春树、东野圭吾，我依旧喜欢。最近跑步时我还在听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青春在纸间肆意生长 除了书城，莱西还有一个能读书的地方——租书店。就像租碟片一样，按天计费，一天一毛钱。租书店的书都比较陈旧，正好弥补了书城都是新书的不足，比如我就曾在租书店淘到郭敬明最早的一本散文集《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我至今仍能记起书名，足以说明，当年发现这本书对我的重大意义。那时，父母不在身边，我肆意读了大部分市面上流行的青春伤痛文学。可我如今只能记得作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书的内容大都想不起来了。就像我记得初中最好的闺蜜的名字但却想不起和她一起做的事。 我想，郭敬明应该算是我的“文学初恋”，他不仅教会了我声嘶力竭地呐喊悲伤，也教会了我“如果爱，请深爱”。我秉持这个信念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他所有的作品。后来，我移情别恋，爱上东野圭吾也几乎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再后来读简·奥斯汀的作品，爱情观逐渐趋于理智，但“勇敢热烈地去爱”一直没变。 莱西是我独自居住的第一个陌生的城市。学校和书城是我了解它的窗口。后来旅行去到陌生的城市，有名的高校和特色的书店对我的吸引力，远超风景名胜和地标建筑。去到陌生的环境，我也习惯性地带一本书，哪怕从未读过，只要它在，就会感到有了依靠。读书，是我对抗思念和孤独的武器。 纯粹的旅行 在我妈信奉的世界里，读书应该是跨越阶层的云梯。她送我去山东的本意是想让我好好读书，提高成绩。前半句我做到了，后半句我只做到了一半。高中我又回到了新疆，刚转学回来确实不辱使命，考进了尖子班，后来成绩一路下滑。我常为我妈感到遗憾，读书，让我和她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且读得越多，隔阂越深。 考研失利后，我回到独山子。对比周遭的同事，我更像是个异乡人。我只能通过阅读缓解对还未来得及探索的遥远世界的想念。阅读是一场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奇妙旅行，随时随地，只要愿意，它能带我去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甚至是外太空。 我途经你的绽放 回忆起这些年的阅读轨迹，就像莱西书城门口那排法国梧桐。幼苗时拼命吮吸每一滴雨水，却始终撑不起盛夏的荫凉。当同龄人用教辅资料搭建升学之路时，我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东野圭吾的罪案现场和简·奥斯汀的庄园茶会。它们从未让我获得世俗的成就，却在某个平凡深夜，当我独自抱着高烧的儿子走过医院长廊时，突然听见岩井俊二在耳畔低语：“真正重要的东西，总是没有的人比拥有的人更清楚。”我知道，那些年漫无目的的阅读，流放于字句荒野的岁月，带着满身风霜，风尘仆仆地赶来，与我相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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