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的两位老人都是我的家人，每年节假日他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时，偶尔谁不经意间提起粮食，他们就慢声细语地打开了话匣子。一个说：“亲家，以后孩子洒了饭你就不要捡了嘛，小心闪了腰。”另一位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现在是不缺粮食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浪费粮食，你们是不知道，春种秋收，拌种、播种、间苗、除草，一粒粮食要经过几十个程序才能端到桌子上。”一个又说：“我的意思是让孩子自己捡。说到种粮食，你们那地方可比不上我们兵团，我们兵团早早就实现了飞机播种、机器收割，一天能割几百亩，那场面可气派了!”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其实，新疆的地不好种，有的是盐碱地，须经改良后才能“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一粒粟到万颗子，村民们都在挥汗如雨。
张培悟的粮食之梦
在1968年之前，对于远在甘肃的张培悟一家人来说，“新疆”这个地名听起来不亚于天方夜谭。而一个夏天的深夜里，他们一家老小7口人，离开祖辈几代人生活过的院子，一步一回头地洒泪而去，直到再也无法看清那两间土屋。
一家人来新疆的主要原因是：听说新疆的粮食管够，苞谷面随便吃。他们在乌鲁木齐下火车，坐汽车到达乌苏汽车站，然后步行向西。从老家出发时藏在包裹里的9个锅盔(又叫锅魁、干馍，是甘肃的一种面食)已按计划吃完，饿着肚子坚持走到有庄稼地的路口，亲戚闻讯赶来接应，一家人像看到了救星。
相比老家甘肃，新疆的粮食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苞谷面、高粱面不够你吃，西瓜、甜瓜、南瓜等都可以作为补充。那会儿实行工分制，年终决算的时候按一个工分值多少钱算出每个人每月能分多少粮食。
第二年春节前，村会计悄悄喊张培悟去村里的办公室帮忙搞结算，全封闭式算了半个月，除夕之夜完成任务时，会计和村长商量着，给他批了两公斤白面粉揣在怀里带回家过年，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擀面条。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依然是粗粮多细粮少。秋冬时节，张培悟和村民们经常外出挖大渠、割芦苇，一去就是十几天甚至一个月，条件艰苦又是力气活儿，村上会额外给这些壮劳力提供一些补助，比如一个白面馒头或者一小块油饼，他每次都舍不得吃，偷偷藏起来带回家给孩子们吃。
1982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当年粮食产量迅速增长，家家户户的粮食用麻袋装，摞起来比房顶还高。种啥成啥，从来没见过水稻的北方人也生产出了颗粒饱满白花花的大米，如果吃不惯大米，1公斤米还可以换1.5公斤面粉，实现了白面馒头随便吃的梦想。
全村近千亩土地，每块地多大面积、土质如何，适合种麦子还是苞谷，哪块地需要倒茬，哪块地需要排碱，都在张培悟的心里装着。田地里的每一条水渠、每一个田埂上都留下了他密密麻麻的脚印。
张培悟在记录本上详细记载着一项项大事：2003年国务院召开的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决定，从200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直补，要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不少于100亿元的资金，主要用于对主产区种粮农民的补贴。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问题得到根本性缓解;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现在，77岁的张培悟时常想起自己小时候上学的经历：学校补助的粮食要带回家给生病的爷爷吃，所以自己不能住校只能走读;而每天的早餐就是十几粒豌豆，为了赶路还要早起，十几粒豌豆边走边吃，没到学校肚子就饿了……那时候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吃饱肚子，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不远千里来到新疆，跟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2008年，他随儿女到独山子定居，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座小城。他常跟儿女们说：“我们现在穿着没有补丁的衣裳，吃着白花花的米饭，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锦衣玉食’吗?”
金顺良的粮食之情
从1956年起，河南、江苏、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12万名支边青年先后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顺良就是其中一名。
1960年6月，20岁的金顺良来到了塔里木河岸边的南疆阿克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一团。夕阳西下，从破旧的大卡车上跳下来的他满腹疑惑：茫茫戈壁滩一览无余，就连树也没几棵，晚上睡在哪里呢?天黑了，他们40多个人被带到一个顶部长满杂草的菜窖里，地上铺着麦草，一堆麦草就代表一个铺。第二天早晨起来，走出菜窖的金顺良东南西北望了一圈儿，发现几条蜿蜒崎岖的、尘土像面粉一样能淹没脚脖的土路，表示这里与外界尚有某种联系。
这里水源充足，土地宽阔，适合开荒种田，尤其适合种植水稻。但是生产工具比较落后，除了坎土曼，生产力只有牛和人。当时一个连队只有几头牛，因缺草少料，都瘦得皮包骨头。所谓二牛抬杠，就是两头牛拉一个土犁头，再配上两个人辅助，一天也不过开荒两三亩地，知青们只好发挥坎土曼的威力。劳动虽然艰苦,但知青们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吃饭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每顿饭除了苞谷面就是高粱面，食堂的大师傅偶尔在苞谷面里掺一点儿白面擀面条，面擀得薄薄的，切成菱形，没有油炝锅，切棵冻白菜在锅里扒拉扒拉就添水烧开，水开下面，面熟了捞上来，每个人都是稀溜稀溜好几碗下肚，没肉没油的稀汤寡水吃起来特别香。还有那种苞谷面窝头，因苞谷面黏性不够，发酵好了揪一坨放进碗里，上下翻翻就成圆团儿，然后中间捏一个窝上锅蒸，刚出锅的窝窝头吃着还行，再加一份葫芦瓜或者萝卜丝，一碗苞谷面糊糊，简直就是美味了。
第二年，连队开始种植水稻，当年亩产60多公斤，第二年达到了100多公斤，知青们终于吃上了白米饭。以后每年产量都在增加，到1965年以后生活条件逐渐好转，他们也从地窝子搬进了土房子。
上世纪70年代前后，农场里的生产突击活动特别多，“迎接红五月，大干一百天”“苦战十天龙口夺粮”“以实际行动迎国庆”等等。热火朝天地修水库、挖大渠、排盐碱，是每年冬天农闲季节最艰巨的任务。作为班长的金顺良每次都冲在最前面，他和连队职工们一起天不亮就出发，先打好田埂，然后引来水把土壤洗淡，大灌小灌二三十次，连续洗灌六七十天，土壤得到改良，才能种上庄稼。就这样，团场那些无法种植的大面积的盐碱荒滩，在他们的改造下，逐步变成了能够种植水稻的良田。
2005年1月，退休已经5年的金顺良从阿克苏移居独山子，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喜欢在茶余饭后出去走走看看，漫步在独山子的植物园、南环路景观带的树荫下，团场的果园、菜园、一望无际的稻田随时都会在脑海里出现。他经常梦见给稻田放水，成群的鱼儿争先恐后地游出来;或者在地里割水稻，怎么割也割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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