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喜欢种花，但从不养花，家里的花都是母亲打理，浇水、施肥和修剪。
父亲很忙，每天都把自己埋在纸堆里不停地写，他要给厂里的青年技工编写民汉双语培训教材。
父亲喜欢和泥巴打交道，曾经带着一帮刚从学校毕业的矿区子弟在东村开荒，种菜、养猪、养鸡。那时我太小，没什么特别的记忆，只记得后来长大了和他走在街上时，很多人跟他打招呼，他总是笑眯眯地搭着话，然后告诉我：“这是我的学生。”
花和尚
现在家里有两盆君子兰，差不多是30多年前父亲带回家的那棵君子兰的十八代子孙吧。
父亲很爱他的君子兰，他告诉我，那棵君子兰叫花和尚，是很名贵的品种。君子兰的花叶有四个手指那么宽，左右对称，青葱浓绿，很是喜人。
从不养花的父亲每年会给君子兰倒一次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充满仪式感的活儿。父亲会提前半个月跟母亲讲不要再给君子兰浇水了，让盆土干燥、松散。然后也会准备好要用的新土，提前用开水烫了，再晒干，加入熟肥拌匀待用。
给君子兰倒盆一般在周末，父亲先在阳台的地上铺一张旧报纸，把盆放在报纸中间，然后将筷子小心地沿着花盆边缘插入土中，让土和花盆分离，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把着君子兰根部，慢慢地把花盆放倒在报纸上。此时，君子兰连带着根部的土已经和花盆脱离了，很轻松就能从盆里拿出来，父亲一手提着君子兰靠近根部的叶子一手轻轻地择去干瘪的老根，嘴里碎碎念着：“择去老根发新芽。”
他说，老根要清理，不然新根就发不出来。清理完老根的君子兰重新被种在有点儿潮湿的土里，放在阴凉地慢慢适应新环境。半个月后父亲会把君子兰搬回窗台，让它在四季的阳光里安逸地生长。
君子兰每年都会开花，花剑从花和尚肥大的叶子中钻出，一串花骨朵沿着花剑向上，最顶上的那个骨朵总是最先绽放，花儿也最大，娇艳不俗。
记忆中，君子兰在春节开放的次数很多，仿佛是送给父亲的新春礼物，全家都很开心。
很多年，给君子兰清根换土是父亲每年必做的事，而我总是那个蹲在一边打下手的小跟班。或许是父亲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举动感染了我，长大后我也爱花。
2020年10月28日，父亲去了天堂，君子兰彻底留给母亲照料了，它依然开花，依然发出新芽。我带了两株新芽回到我生活的城市，精心养护，很遗憾，君子兰不适应新的环境，枯萎了。
我有时想，天堂的父亲会挽起裤腿重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齐牛录乡的田间小路，那里有他最后的记忆。
丁香花
丁香花之于我有特别的记忆，而和丁香花有关的记忆都与父亲有关。
我出生在独山子，人们称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为“矿区”，矿区的一切都和石油有关。
矿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企业员工，工作时间，为数不多的大马路上经常空无一人。下班时，穿着一模一样工作服的人骑着差不多的自行车从厂子的大门口蜂拥而出，像一群鱼，朝着家属区的方向奋力地游去。马路两边高高的白杨树仿佛是一条大河的两岸，父亲也在“鱼群”中间。
我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家从泥火山脚下的八区搬到了312国道边上一个被称为“九区大院”的新建楼区。
现在想想，“九区大院”的管理模式应该算是后期小区管理的一个雏形吧。大院一共有7栋楼，仿佛一个躺下的“日”字，空白的地方就是花园。
我们的新家在一楼，带一个后院，从厨房的小阳台出去连通着一个20多平米的院子。
父亲下班回家，就开始整理院子。那时他40岁出头，身体健硕，硬是用铁锹把多余的土直接从院墙甩出去了。喜欢农村生活的父亲还在院子一边盘了一个土炕，那里成了我们的游乐园。
父亲挥锹铲土的样子至今仍然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那时的我绝对想不到晚年的父亲连路都走不了。
搬家第二年的春天，父亲带回家一棵丁香树，他说：“明年春天，丁香树会开出紫色的小花。”只见过大白杨和芨芨草的我突然对春天有了新的期盼。
记忆中，小院右边搭了凉棚，父亲在棚边种了丝瓜，左边是丁香树。
第二年春天，大概是5月份，丁香树开花了，紫色的小花一簇簇闪动在绿叶间，香气浮动，风吹过来，花树摇曳，小院突然因为这颜色和味道而温柔起来。
父亲告诉我有个人写了一首关于丁香的诗，叫《雨巷》，懵懵懂懂的我只记得诗里有位丁香姑娘。江南的雨巷离小城太远，丁香花却在眼前盛开，小小的四瓣花像被神仙点化，有了少女的愁绪，坠入我的心里。
忽而一夜间，春天就过去了，干燥灼热的夏天来了，丁香树的花儿落尽叶子却生得愈发葱郁。丝瓜秧子爬满了凉棚，我们全家常常在棚下吃晚饭，然后吃点儿水果或者难得的点心，享受晚饭后短暂的悠闲时光，收音机里常常会播放柴可夫斯基的《船歌》和圣桑的《天鹅》，曲子在夏日晚风里回旋，我常常想，天鹅多么骄傲啊，为啥会悲伤？
说也奇怪，同样的种子，我家的丝瓜个个都是胖短型，邻居家的丝瓜却又瘦又长。
邻居叔叔来家里串门看到我家丝瓜时总笑个不停，说瓜如其人。当年的父亲刚过不惑，中年发福，确有几分我家丝瓜的形态，父亲因为丝瓜被母亲取笑了好久。
后来的许多年里，丁香树成为小城绿化的主要树种之一。春天，走在丁香树相伴的小径上，我总是能想起院里的丁香树和带丁香树回家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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