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曾留意过那孤独伫立在新疆独山子大庆路与金山路口唯一的红绿灯。记忆中的那盏红绿灯很简陋，却随着岁月流逝已深深地刻印在我心里。不清楚她是何年诞生，而我对她的感知，却缘于三十多年前的一次未曾预设的遇见，竟使我的一生有了“故乡在远方”的牵挂与思念。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心向远方，是为了寻找生命意义的所在。
也许画画的缘故，我喜欢用触觉感受世界，用观看测量事物的时间长度，不愿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开。
即使此刻，我处在大都市的陋室里写作，窗外的高楼和远方的群山都无法遮挡我的地平线。遥望独山子南坡上那一座座坟茔，我存着最深切的怀念与敬意!他们用理想、信念、青春、热血、生命和祖国需要，凭借“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大无畏精神，硬是在亘古洪荒的戈壁上创造出无数的奇迹。那里有我熟悉的前辈和朋友。在人生的挑战中，在逆境里，我得到了温暖、力量和震撼。我时常想：如果此刻他们能够站在上海或家乡的亲人面前，真的无悔吗?
我依稀看见在上海虹口区一幢石库门里，一位故友正与一位高大俊朗的青年学子低斟浅吟：“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陈厚钰出生于上海，1952年7月毕业于大连石油工业学校，作为家中独子，毅然远赴独山子，干了七年才舍得放下工作回沪看望父母，直到1967年因公逝世，再未离开独山子。其上海的母亲无意间从邻居那里得知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一下子就疯了，直到去世。父亲耳朵聋了，一直靠助听器维持听力。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总在屋里慢慢地来回踱步，或者爬上三楼的晒台环顾四周，找寻儿子当年在家的身影和生活，也在不停地思索着他心中的不解之问：为什么儿子放下这么好的环境，义无反顾地奔赴大西北?
赏我“勺子”(意为“傻瓜”)作为代名词的朱亚珠师傅，也是上世纪60年代上海女知青，去了新疆阿克苏后，在火车上邂逅已在独山子工作的云南帅小伙李定生医生，来到了独山子。她会弹钢琴，写得一手好文章。夫妻俩喜欢看外国电影。1995年朱师傅因病倒下，卧床近20年。我曾经想问朱师傅什么，但不敢问!我曾写过：出殡的那天，我来到独山子南面高坡坟地，送朱师傅最后一程。她头枕茫茫天山，默默地注视着独山子这片热土。也许不舍，也许她并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从故乡出发向西，在西边的一端回家，朱师傅有牵挂，因独山子就是故乡，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她所爱的人们!
孙文霁是同济大学学建筑的，与我们几个上海支边大学生1986年同年来到独山子。偶尔，他也会拿他闲暇时画的素描给我看，很有才。怎料天妒英才，一年半后，他因病在上海去世。
我们这一代莘莘学子和前辈知识分子一样 ，总是把理想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连，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多了选择的自由和自信。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对前路充满期待的我，宛如一只小蜜蜂，飞舞在西部寻觅花朵，我愿意像保尔·柯察金那样，铸造生命的价值。
来到独山子后，我要求到基层干实事，为矿区各族人民作贡献。我先后在矿区俱乐部和报社工作，主动承担各项额外工作，除在矿区美术班讲课，还为矿区团干部培训班讲美学、在老年大学讲国画课，成为一个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得到了矿区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肯定。
我到独山子创作的第一件油画作品《中国西部，有这样一块戈壁》，当年就获得了克拉玛依市文联“黑宝石”文学艺术奖，曾在乌鲁木齐展出，并被《新疆画刊》(季刊、国际发行)跨页刊发。新疆首部《中国画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共选用三十篇论文，而我提交的三篇论文全部入选，还得到了北京《美术》杂志编辑孙克的好评。《新疆艺术》杂志编辑廉敏还刊发了其中一篇，并对我说：“你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改。”
2012年4月25日远在贵阳、曾在独山子设计院工作的王学英，为《贵州都市报》撰文《我眼中的油画家孙玉宏》，文中写道：人生的许多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那些与你在人生旅途中曾经相伴过的朋友，会留在你心底的某个角落。有些朋友，留给你的是美好回忆;有些朋友，留给你的不但是美好回忆，还有带给你的改变。孙玉宏对于我而言是后者。
我的学生对我说：“老师，你就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你点亮了我们的艺术之心。你不仅仅教会我们艺术上的知识和技巧，我们还从你的言行里，学会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知道了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寻找生命的意义，铸造生命的价值，人生可以有多样的选择。在寻找的过程中，会发现新的意义、新的存在。也许，比寻找生命意义更有意义的是寻找的过程——生命的过程。大庆路与金山路口唯一的红绿灯被收藏进独山子展览(博物)馆里了吗?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会做如何选择呢?我还会选择去西部的独山子，因为它已是我心中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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