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明 接到我老姐的电话，应该是去年4月12日。那天我上白班，我老姐一般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除非家里有事儿。 家里果然出事了，父亲在石河子被推进了ICU病房。我立刻请假，接近中午时匆匆离开独山子。到了医院见到了我的父亲，他明显憔悴了。看到我，他眼睛有了光。然后我把老姐换出去，在病房陪父亲。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导致肺部出了问题，我和弟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长期抽烟导致肺功能弱化，需要时间恢复。主治医师姓王，是一名女医生，冷静而沉稳，当她问我们接不接受插管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些年除了化工知识，居然对医学一无所知。我张着嘴不知道如何回答，直到医生解释清楚插管的原理和必要性，才知道父亲的病有多严重，我签了字。 《插，还是不插？》这篇文章之前我读过。文中提到了尊严，提到了老人插管的痛苦。对于我来说，插，爹还在；不插，爹就没了！和家人商量以后，达成一致，插管！ 我在医院陪着父亲，父亲手上扎着针，挂药水。我就一直握着他的手，他也握着我的手。我记得小时候牵过父亲的手，这么多年，这样握手应该是第一回。就这样握着，直到点滴打完，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握着父亲的手，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到了13日早上，和主治医生判断的一样，父亲喘气吃力。医生跑过来说：“要插管。”父亲摇头不愿意，我的眼泪瞬间就流下来了，骗他说：“康叔（我父亲的朋友）说插上管，他有空儿好来看你。”父亲点了点头，然后医生示意我离开ICU病房。 为了防止感染，家属是不允许探视的，我就每天待在门口的长凳上，希望能见父亲一面。终于在4月20日又见到了父亲，他嘴里插着管子，手绑在床边，病床的旁边是呼吸机。我握着父亲的手，一边看父亲的状态，一边仔细看着仪器上跳动的线条和数字。护士来了，我就问问那些线条和数字表示什么，慢慢对父亲的状况有了大概了解。 插管一周，王医生找到我，告诉我插管一个星期后基本就要拔管，不然会造成肺部感染。下一步的措施是侧切，在气管上切个口子插支管，用呼吸机。我签字。然后医生说，我父亲的状态不太好，让我做好准备。我木然地和医生握手表示感谢，感到自己手脚冰凉。 我交过费，穿着黑夹克匆匆离开收费窗口，马上给弟弟打电话说了父亲的情况，泪流满面地挂了电话。又立即擦干眼泪，给妈妈打电话，说：“妈，你放心，我和弟弟、老姐都在医院……”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我弟把老妈接来！父亲的病情不稳定，离得近不是件坏事儿。就这样，我、我老姐、我母亲，住在了我弟弟在石河子的房子里。在陪母亲逛街时，我向母亲透露：“父亲的病情不乐观，我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 也许是医生的医术高明，也许是苍天眷顾，父亲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我们也被允许探视一小会儿。父亲侧切以后，气管的气流振不动声带，只能仔细听，才能听出来他说出的个别字。父亲怕花钱，一直吵着回家。我说：“你有钱，打欠条，出了院要还我的，还要利息。”父亲被逗乐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终于有一天，我小心加小心地带着母亲来到病房，父亲有些激动，我出门憋不住，转过身抹着眼泪。 再后来，父亲住进了单间，因为闹着回家，医生说可以找个家人陪护，我就在病房陪着父亲，老姐负责送饭照顾母亲，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由于侧切，父亲只能用鼻饲管进食，然后用导尿管导尿。我找了个本子，每天详细记录吃饭时间和尿液量。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很多。跟着护士，我学会了如何用注射器通过鼻饲管给父亲进食，父亲要半躺，确保食物流进胃里，喂完饭，最好能扶他起来打个嗝。跟着护士，我学会了换药瓶，学会了使用呼吸机，甚至自研了呼吸机加湿装置故障的维修。我在医院里尽量多学活用，我只是想在父亲危急的时刻，能够多懂一些知识、多掌握一些操作，让自己多一分希望。 去年5月中旬，主治医生建议我们买家用呼吸机，说是医用的功率太大，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对父亲的肺造成附加伤害。卖呼吸机的小伙儿上门服务，机子需要调试，可调试的数据总是不理想，小伙子想放弃。我试着按照医用呼吸机的参数调整，没想到调好了。 换上了家用呼吸机，父亲沉沉睡去，我盯着呼吸机的屏幕不敢放松，拿着说明书看了几遍，然后把数据全部抄写下来备着。那次父亲整整睡了36个小时，我都害怕了，让护士测了血氧饱和度，一切正常。 等父亲一觉醒来，第一句话就问：“我在哪里？”我回答：“在医院，别乱动，你身上插着管子呢。”医生闻讯赶来，不可思议地看着半躺在病床上的“老汉”——面色红润、两眼放光。毕竟，前面已有两次让家属做最坏准备。经过一系列检查，身体恢复得很好，医生说：“这是一个奇迹。”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随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变好，每天的针剂也少了起来，最终医生建议去康复科治疗。我折中一下，让康复科的护士先过来看看，做一下康复训练，然后再说。 就这样，父亲的导尿管去掉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转，我们也给他加了流食，长期治疗让他体内钠离子偏低，我们按照医生的嘱咐加了食盐。最好的状态，是父亲在不脱机的前提下，可以下床坐一小会儿啦。 在大家都以为父亲可以恢复到住院前的时候，我偷偷和王医生一起做了两次脱机试验，都失败了。这让我对父亲的状况有了新的认知：父亲那时的状态能维持已是不易，很难恢复到以前了。去年5月26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接父亲回家！救护车拉着父亲，经过90分钟的长途跋涉，回到了家。家里准备了专用的床，我弟弟还做了一个支架放呼吸机。 家里的环境让父亲的状态好了很多，当然也添了一些意外。那天，我和姐夫出门办事，忽然接到老姐的电话，家里停电了！我们飞速赶回家，启动了发电机、呼吸机，前后用了12分钟，终于把父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一次次和死亡赛跑，我们跑在了前面。 去年5月31日，我拉着父亲的手，告诉他我要回去上班。后来听姐说，父亲一度情绪低落，常看着房门发呆。 去年7月初，早上7点多，老姐忽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的血氧饱和度下来了，呼吸困难。我拿着电话一边指导调整氧气量，一边让她看呼吸机的运行参数。打电话的时候，我的手抖得不行，只好双手握着电话。还好，过了15分钟，一切慢慢恢复正常。 去年7月10日，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父亲的血氧饱和度时有下降，让我做好准备。我立刻请假，带着妻儿赶往父亲那里。 到家已是下午6点。我坐在床边握住了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有些凉，但精神状态还好，特别是看到小孙子后，笑容满面。父亲握着我的手始终不肯松，聊了一会儿，他居然睡着了，面色红润。我让弟弟过来握着父亲的手，我在客厅吃了点饭，对我妈说：“父亲这个状态，过个冬天没问题。” 到了晚上7点，父亲的病情一下了恶化了，血氧饱和度直线下降，老姐立即给王医生打电话。我一直握着父亲的手，他的手慢慢变得无力。我一直握着，希望奇迹出现，但奇迹不会次次出现，我的父亲还是走了。我泪流满面，已经看不清呼吸机上跳动的数字了。有人说，父母就是挡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堵墙，我的墙，在去年7月11日倒了！ 回到独山子，我常梦到父亲，他穿着母亲织的黄色棒针马甲，面容慈祥，身后是一大片暖暖的阳光，他坐在家里他常坐的那把靠椅上，抚摸着我的头。我坐在小凳子上，依偎在他身边，我们都没说话，只是这样坐着，享受着这片刻的安详，直到梦醒。 爸，我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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