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潜，中共党员， 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系原乌鲁木齐石油学校的筹建者之一，乌鲁木齐石油学校党总支委员、第一任教务长，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离休老干部，于2019年元月15日病逝，享年98岁。
曾潜老人一生坎坷，经历无数沧桑，虽然他离我们而去，但总想对他说点儿什么。大悲无泪，大恸无声。还是让时光渐渐将它们酿成温暖的感伤、惆怅的怀想吧。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曾潜老人的那些陈年旧事，想起他的执着追求、他的忠贞坚守。老人身上共产党人的珍贵品质，是我等后人所不及和难以效仿的。缅怀之余，重温旧事，以志哀思。
最近读唐代诗人司空曙的《喜外弟卢纶见宿》，其中“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这句打动了我。窗外，潇潇秋雨吹打着黄叶纷落的枯树，窗内静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味并咀嚼着如烟如梦的年华。
在有的人眼中，这画面蕴含着几分宁静、几分寂寞，也许还有几分温馨。但是从历史风雨中走过来的人，坐在灯下沉思，几十年岁月的步履，该是何等艰难而沉重？想起老妻的舅舅曾潜的许多陈年往事，委实无法轻松。可老人家的一生，却活得一点儿不糊涂，始终保持着心静如水的清醒。
我第一次见到老人的时候，是1969年的夏天。当时我还很年轻，正和从武汉来新疆支边的姑娘谈恋爱。一天，她对我说：“我有个劳改新生的舅舅，你不会嫌弃我吧？”
“不会！乌鸦莫说猪黑，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哪里有权利嫌弃别人呀！”我自惭形秽地说。
那一年，姑娘的舅舅在山里修公路，离我们工作的农场大约有20多公里。
星期天，我俩搭了一辆拉煤的汽车，进山去看她舅舅。
路上姑娘说：我都记不起舅舅长啥样了，只记得在北京的时候，也就五六岁吧，我常常和姥姥一起去排队买猪板油。一人只能买一份，买回来炼好了，装在一个铁皮饼干桶里，等舅舅出差从新疆回来，好给他带走。舅舅每次回来，都是坐飞机，会带葡萄干和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
姑娘还对我说：舅舅194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一直做教育工作。他刚去新疆那几年，常给姥姥寄钱，后来就没了消息。直到前些年，妈妈来信说，不知什么原因舅舅被判刑劳改，刑满释放后，安排在兵团第四师工建团修公路。
这是一条通往天山深处的简易公路，坑坑洼洼，汽车行驶在上面，像小舢板航行在大海上，忽上忽下，颠颠簸簸。我们满头满脸都是灰，来到了舅舅修路的工地后，下车问一挖土的工人：“师傅，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曾潜的？”那人指了指远处一个挑担的人说：“那个就是。”
顺着指引的方向望过去，啊？那就是姑娘的舅舅吗？脊椎弯曲，背部隆起拱形的包，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罗锅腰。他还不到50岁吧？一个男人的骨头，到底承受了多大的重压，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心里很不好受，头脑中反复重重地撞击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老革命，不应该是这样啊！
被判刑劳改后，舅舅妻离子散，十多年来，没有一个亲人来看过他。舅舅和外甥女在工地上相认那一刻，两人都很激动，却没有号啕大哭。舅舅看着眼前的外甥女——当年那个梳着朝天辫的小丫头，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他努力想让自己保持平静，但做不到，嘴唇微微地抖动着。
舅舅领着我们来到他住的帐篷，长方形，像简易的房子。
挑起门帘进去，不大的帐篷里住七个人，一排三张床并成两排，舅舅的床在两排床的顶头，相对独立一些。每张床几乎都一样，除了床上的被褥、床底下脸盆里吃饭的家什，就很少有其他东西了。
但我总觉得舅舅的床与别人的不一样，仔细打量了一番，原来舅舅的床头上比别人多了一摞报纸。
我顺手拿过报纸翻了翻，是一张有些时日的《人民日报》。长年在山里修路，那种孤独与寂寞，用读报来排解，只有识字的人才能做到。北大毕业的舅舅，借助这种优势，活得比那些用喝酒来排解寂寞的人，理所当然地更充实一些。
后来，我和武汉姑娘结婚了，学会了自己手工制作挂面，然后包成一筒一筒的给舅舅送去。他的床头上依然堆着一摞报纸，我对舅舅说：“舅，我拿几张报纸回去包面，行不？队上不会说你吧？”我觉得报纸多半是借队上的，少拿几张应该不是问题。
没想到舅舅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麻袋，里面装的全是报纸，说：“这些你全拿去，要多少有多少，报纸是我自己订的。从我重新拥有公民权那天起，我就开始订阅《人民日报》，直到现在。队上还找我借报纸呢，抽莫合烟的人也问我要。”
在山里修公路，交通极其不便，没有广播，消息闭塞，唯有通过报纸来了解国内外形势，读《人民日报》成了舅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年舅舅的工资不过30多元钱，一般人是舍不得自己花钱订阅《人民日报》的，何况一订许多年。读报不仅仅是舅舅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其中那种关心国家大事、热爱祖国的情怀更是显而易见。艰难时方显英雄本色，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胸襟，宽广而坦诚，哪怕他曾经是被遗弃的孩子。
回家的路上，我抱着一摞《人民日报》，虽然是一些旧报纸，可每一张都是舅舅曾经捧读过的呀，仿佛还留着他的手温，让人心如潮涌，久久难以平静。
1984年，组织上给舅舅平反了，彻彻底底，没留任何尾巴。事实证明，1957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石油学校的那起所谓的“反革命案件”，完完全全是一桩冤假错案。给舅舅平反的时候，不仅恢复了他的党籍、职务，补发了工资，还享受副局级离休待遇。
领到补发工资的那一天，舅舅对我们说：“我留了个整数，一万元。其余的几千元钱，全部补交了党费。”
“那么多呀！”妻子有些吃惊，说实在的，也有些舍不得，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呢。
“多什么多？这么多年都没有交过党费了，还不应该吗？”舅舅一脸虔诚，儿女孝敬父母那种，完全是心甘情愿的表情。
此情此景，我们当晚辈的真是无话可说。
1986年，我们从伊犁农场调到了独山子，和舅舅住在一起。一次，老人要去克拉玛依看他很多年没见面的儿子，妻子提出向学校要辆车，老人说：“学校的车是用来办公家的事的，我这是私事，要什么车？坐班车去就行了。”
那时，独山子到克拉玛依每天只发一班车，也没个车站，就在红旗商店后面的路边上车。那天，人特别多，妻子陪同老人最终总算挤上了车，可人站在车门口，要侧着身子才能关上车门。他们就一直这样挤站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克拉玛依，妻子的腿都站得僵了，下车好半天不会走路，何况老人家呢。
回来后，妻子小声对我说：“不知舅是咋想的，有福都不会享，按他的级别，出门公家派辆车，是多大点儿事啊？”是埋怨，还有委屈。可这种话只能私下里悄悄地说，不敢让老人知道，否则少不了一通数落，还有对我们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失望。
又一年，妻子的父母从武汉来新疆看我们，顺便要到克拉玛依看望舅舅的亲人。学校领导知道了，主动派车送老人去克拉玛依。车开来了，舅舅非要让司机把车开回去，说：“我们自己坐班车就可以了，没必要搞那么大的动静，兴师动众的。”
司机不解地望着舅舅，老人朝司机挥了挥手说：“你回吧，师傅，谢谢你了。”
小车开走了，可苦了三个老人家，乘坐的是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哐当乱响不说，车窗也关不严，汽车行驶在土路上，尘土一个劲儿地朝车里钻。
生活中，舅舅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上的做法与许多人不一样，显得有些怪异。
有人说，舅舅是在劳改队里关傻了，要不就是缺心眼儿。其实，都不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天生有一种豁达和超脱，让人感受到一如湖水的宁静、平和、清淡与透彻，这种气质似乎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任何人都无法效仿。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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