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巷不远处，一条土狗向我走来。它冲我叫了两声，那土声土气的欢迎词，那浓浓的乡音，让我热泪盈眶。
故乡啊……
东城是我的故乡
东城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地方。
这里曾住着我的亲人，也住过我的仇人。二十多年过去了，光阴没夺去什么，街还是那条土街。只是，我的亲人和仇人都不在了。只是，街道两旁多了些店铺排档和几栋用青砖砌筑的新房。少了的，自然是旧年的土屋。在街巷走动的，都是陌生面孔，少有相熟，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街巷不远处，一条土狗向我走来。要是在以前，我肯定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张家那条装腔作势叫一声就跑的“四眼”，还是李家那条悄悄跟在别人身后偷偷咬人家裤腿的“土鳖”。
它身架黑痩，耳朵耷拉着，多像儿时那个没娘的“黑蛋”，戴“栾平帽”，破烂衣衫，饿着肚子屁颠屁颠地跟着我们在田野里玩耍。
它孤零零的，走路还有些晃，肯定已过壮年步入老迈了，像邻居王五爷，想起没钱治病死去的五奶奶又抽多了土烟，灰沉沉的脸上没一丝血色。
它看着我，那副样子极其平常，不是一个穷亲戚见到了外面来的达官富贵，也不是低矮的乡村仰视一座高楼大厦的城市。
它就这么平常地看着我，没有一丁点儿城里那些撒惯了娇的宠物的那股娇气和腻味儿。它的眼神有些犹豫，像回忆似的，似在判断我是否是它的多年前走失了的玩伴。
它冲我叫了两声，那土声土气的欢迎词，那浓浓的乡音，让我热泪盈眶。
故乡啊……
红山嘴是东城的衣领
冬天，寒冷彻骨的山风像一群怪兽，从领口直冲进来，铺天盖地的冷气把白茫茫的村庄吹得颤颤巍巍的，仿佛它随时会冷不丁地从视线里消失。
早晨，太阳升起来了。红通通的太阳把整座山梁连同阴面山坡上厚厚的白雪，映得火红火红的，像给东城围了一条大红围巾。生产队早起喂牲口的人一边吆喝，一边把队里的牛马赶出圈。严冬时节，数九寒天，这些大牲口可享受了，饮水、喂草都有专人伺候，也可以说养尊处优了。好像它们自己也知道，入九以后，它们就该享受享受了。等到开春，所谓“九九加一九，犁头遍地走”的时候，就该它们出力气了，那时候可没得消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大约，这也是一种命运吧。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吧，这些大牲口一年一年地也学会了享受别人伺候。不仅仅如此，它们越发尊荣起来，挺着那肥壮的腰身，在雪地上晃晃悠悠地散着步、拉着粪、晒着太阳，那股子悠闲劲儿，那种逍遥、做派、神气，活神仙似的。
山坡下，炊烟袅袅的雪屋里不时钻出几个孩子，个个虎头虎脑的，像装在棉衣棉裤里的小豹子，黑羊羔皮帽，白羊毛围巾，黄军布书包，呼着土豆咸菜味的热气，三三两两地走在上学路上，嘎吱嘎吱，雪地上留下了乡村童年的印迹。孩子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是鲜艳的红，正是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最骄傲的红；是最可爱的红，是乡村无论是醒着还是梦里的希望色，是中国红。
傍晚时分，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带上自制的滑雪板、雪爬犁，小鱼似的溜到小河里滑冰，直到大人喊着回家吃晚饭。然后，围在小方桌上的煤油灯旁，做完功课就睡了。
夜晚的山风，在红山嘴上呼呼地吹着。任凭外面世界的寒风怎样猛烈地吹，孩子们在暖呼呼的土炕上早早进入梦乡。土炉旁坐着的母亲们一针一线纳着鞋底。父亲们抽着莫合烟，说着雪深雪浅、年长岁短。他们盘算了一下来年的农事，叹口气也睡了。
世界安静下来，耕牛在圈里反刍，村庄在雪国沉寂。山那边偶尔偷渡的狼惊动了夜警的狗。夜空中的蓝月亮像秘密天使，把整座村庄笼在她神秘的幽蓝里。
东城口是东城的门户
老辈人讲，东城这个地方曾经是丝绸古道的一个小驿站。蒙古西征军经过时，叫东吉；清朝时建了座土城，改叫东城。
从远处山上看，东城河谷像一件老式汗衫，南面的红山嘴是领口，东西两面的山梁像两条胳膊，北面敞开的衣襟，就是东城口。东城口再往北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将军大戈壁。戈壁尽头，是茫无人迹的大漠。
每年春天，旷野刮起风，从大漠腹地卷地而来的西风肆无忌惮地扯开东城的衣襟 ，把从戈壁荒漠裹挟来的沙尘使劲儿往里灌，灌得满肠满肚都是沙尘。黄风把村庄吹得灰鼻子灰脸，村里人一个个满脸风尘，像赶路人。那时候，猛烈的西风像女魔，妖气十足，恣意癫狂，随性发作，好像她随时要把一座城掀翻，开肚剖肠，把五脏六腑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也好像她要把一座城彻底刮去，把一段历史刮去，把所有的悲欢离合、把时间的空间的记忆的遗忘的、把一切都刮去，连同西风自身。
但没有用，几十年后，风依然吹着。
风没有改变。只是，我们在西风里走了几十年，时间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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